23日，脸书官方宣布，就去年“剑桥分析事件”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达成和解协议，成立独立隐私委员会的同时，认罚50亿美元。
虽然从脸书几百亿美元的收入来看，50亿不算什么，但扎克伯格这次“低头”，对于世界互联网安全的未来，有着非凡的意义。
让我们先来回顾下当年那起“剑桥分析事件”。
细思极恐的“剑桥分析事件”
2018年3月17日，英国《观察家》报曝光了剑桥分析公司未经授权访问5000万份脸书个人资料，通过数据分析有针对性地影响选民，协助了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同一天，《纽约时报》亦详细报道了剑桥分析在特朗普竞选中的作用，一时间舆论哗然。
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成立于2013年，主要办公地点位于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倒闭之前拥有107名员工，其母公司是英国“战略通讯实验室(SCL)”，一家致力于为全世界的政府、军事机构提供数据分析和策略的公司。而剑桥分析是SCL从事选举事务的部门，该公司与英国、美国及俄罗斯三国的关系千丝万缕。
此次事件关键人物之一科根(Aleksandr Kogan)生于摩尔多瓦，长于俄罗斯，7岁随家人移民美国并取得公民身份，早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其后到香港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又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后奖学金，曾在英国剑桥大学从事心理分析研究工作，其在剑桥分析的资助下开发了数据搜集应用“This is your digital life”。
科根使用这款性格测试工具对Facebook用户进行数据搜集，该应用很快获得32万人填写问卷，而每人平均有160个Facebook朋友，其得以轻而易举取得多达5000万个用户数据。其中3000万用户数据充分，可以建立心理模型，分析并预测用户的个人性格、政治立场等。
科根取得数据后，向Facebook声称只作学术用途，最终他却将资料卖给剑桥分析。重点是脸书并没有对此进行核实。
该事件另一关键人物怀利(Christopher Wylie)，也是剑桥分析数据丑闻的告密者，原籍加拿大，成长经历复杂，17岁时为加拿大反对党领袖迈克尔伊格纳蒂夫工作，20岁到英国攻读法律专业，后来他与特朗普亲信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会面，对方希望藉大数据了解美国社会的舆论走向，故与富商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合作成立剑桥分析，以助筹划政治选举宣传，并招揽怀利合作，怀利亦是剑桥分析的创始人之一。
后来怀利离开剑桥分析，并签下保密协议。据怀利本人爆料，当班农成为白宫首席策略师后，其得悉剑桥分析有可能与美国国防部合作，令对方掌握数千万选民的心理分析，认为事态严重，故宁愿违反保密协议，向传媒公开事件。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该公司为特朗普竞选总统提供咨询服务的事情被媒体曝光，虽然特朗普团队极力强调“当时剑桥分析公司提供的数据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及其他渠道提供的数据相比，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但脸书用户私人数据泄露是不争的事实，特朗普当选总统与这些数据也难脱关系。
反观中国互联网市场，用户数量堪比脸书的巨头不在少数，又有多少重视数据隐私呢?
从“脸书事件”看中国巨头
50亿美元的罚款不仅给所有美国互联网公司敲响了警钟，也牵动了中国互联网巨头们那根“红线”。
自移动互联网普及开始，个人信息泄露的事件就层出不止，虽然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允许窃取、泄露私人信息的行为存在，甚至每当有类似新闻曝出，相关企业都会被社会舆论压死。但即便如此，用户隐私泄露事件还是在默默地发生着，关键的是有些企业竟不以为然。
2018年3月26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百度CEO李彦宏在谈及数据泄露和隐私问题时表示：“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加开放，也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当然我们也要遵循一些原则，如果这个数据能让用户受益，他们又愿意给我们用，我们就会去使用它的。”
中国的用户何曾不在意自己的隐私?恰如李彦宏所说，即使国内用户的习惯，为效率可以放弃隐私，但那并非我们“愿意”，而是“不得不”。
脸书的50亿美元巨额罚款足以表明，数据滥用将会带来不可控的后果，对数据的保护，再怎么用力都不为过。而要保障个人隐私权利，保证大数据不被异化，既需要监管部门尽快拿出强化隐私保护的互联网法则，也需要科技公司更有良知、更有担当。
我们无法拒绝这个时代，并不意味着它不需要约束。(记者 三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