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上两周讨论了人口性别比在近几十年都比较高，因而带来了适龄婚育期男性比女性多得多的社会现状，也讨论了那些在婚恋市场上“受挫”的“剩男”们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接下来，有一个既现实又“虚幻”的问题横亘在大家面前，就是“剩女”问题。
如果说，“剩男”是数量上不争的现实，应该拥有市场“优势”地位的女性何以“剩下”到成为一个现象级话题呢？
尽管所谓“不婚主义”等新思潮似乎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各种文艺作品中，但总体而言，中国人结婚的普遍共识并未受到动摇。绝大多数人还是会结婚。
从201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中可以发现，如果以50岁仍保持单身估算终身不婚率，则男性不婚率为2.56%，女性为0.35%，在各个年龄段男性未婚比例都高于女性。其中，上篇文章所说的“城乡挤压”很明显，农村男性33岁以后的未婚比例大大超过了城镇男性和所有女性，在44岁时达5.33%。这些是所谓的“剩男”。
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女性的未婚比例在不同年龄段都高于镇与农村女性。这些就是所谓的“剩女”了。
可见，“剩男”与“剩女”首先就有着背景上的绝对差异。从地理和经济分布上看，“剩男”更多处于不发达、不富裕地区，而“剩女”正好相反，处于更发达、更富裕地区。
这似乎也印证了许多人的一贯想法，为什么有“剩女”？过分挑剔呗。
男女择偶重点不同最早将社会交换理论应用到婚姻家庭研究的正是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他认为交换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社会行为，婚姻同样可以看作是以结婚为方式的资源交换行为。
那么，在这个“婚姻市场”上，男女双方择偶时想要“交易”的目标是一样的吗？
恐怕不是的。
从各种研究的结论看，男性择偶主要标准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好基因、好配偶和好资源。好基因主要是指的生物学特征等要素，也可以说是以外貌、身材为特征为主的标准条件；好配偶主要是指性格、对家庭的热爱和风险程度等要素，也可以说是好妻子、好妈妈特征为主的标准条件；好资源主要指的是社会资源拥有和获取能力，通常指的是“家境富裕”“收入高”“教育背景好”“聪明能干”等。
整体而言，从全球看，男性的选择都会偏向于前两项，只有当性别比较高时，即女多男少时，男性则会更多注重女性的“好资源”。而当男多于女时，则会逐渐降低标准，甚至连外貌、是否结过婚生过孩子等都从标准中逐次剔除掉。
而女性择偶标准则有所不同，其更加注重“好资源”，而将“好基因”条件放在了最后。这是因为，从亲代投资理论看，在繁殖后代过程中，性别差异导致了亲代投资的不同，女性作为天然亲代投资较多的一方，在择偶上会更谨慎，往往将男性外在的可“投资”资源作为衡量标准。从近些年的研究看，很多女性也将“好配偶”“好爸爸”作为重要标准。
这些似乎比较好地解释了当前的一些现象，比如一些农村较贫困地区男性找对象“只要是个女的就行”，而一些女性结婚则会要出天价彩礼，对男性的家庭背景、财产量级等都有要求。
但似乎对“剩女”的解释仍然不够清晰。
“剩女”是主动“剩下”还是被动“剩下”的？要解释“剩女”，可能首先需要分析，她们是“主动”“剩下”的，还是“被动”“剩下”的？
从数量上来说，似乎就是“主动”的。女性的择偶标准，是不是太高了？
女性的择偶标准一直都高于男性。各种研究发现，对于女性来说，婚龄性别比偏高(男多于女)的社会中，女性具有选择权，会提高择偶标准；婚龄性别比偏低(女多于男)的社会中，男性更倾向于短暂两性关系，女性为防被欺骗，仍然会提高择偶标准。
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女性占据了“市场”上的主动权？
不一定。
如果将婚姻市场分层，就会发现，在背景和条件相同相似的男女性婚姻细分市场中，仍然是男性占有优势和主导权。一些关于县域婚姻市场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相似条件的男性往往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不仅可以找到更为年轻貌美（好基因）的对象，而且也会对女方的家庭背景等提出更高要求，如父母工作、社保等。而“女干部”等优秀女性则发现自己在择偶市场上并没有什么主动的可能，甚至只能“剩下”。
也就是说，除了最下层的男性之外，其他阶层男性比女性的择偶范围更广。随着女性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上升，相对优秀女性的择偶空间缩小，“剩女”也是一种被动结果。
此外，男女观念的差别变化也导致了“剩女”现象。当不少男性仍然将自身的“资源”作为对家庭和后代的“投资”优势时，女性已经更多地需要男性在“好配偶”方面愈加身体力行，尤其是本身就有“好资源”的女性。这是为什么我们近些年不断听到所谓“丧偶式育儿”话题讨论的原因。观念差异的扩大，使“剩女”的出现，既主动，又被动。
愈不平衡，愈不平衡在性别比发生较大“倾斜”的现实背景下，女性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或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女性在社会中的“主动性”究竟几何。
从男女性别比失衡的成因分析中可以看到，“男孩偏好”是这一结果的直接也是关键因素，而女性往往是这一“重男轻女”思维及环境中的不同程度“受害人”或“受损失者”。
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2016年进行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及家庭状况调查中，可以看到，妇女的生活背景和社会环境对其在生育男女观念上的影响。
在这些女性的成长阶段，其感受到父母有重男轻女思想的超过了60%，而父母是否存在着重男轻女的观念和行为与妇女的男孩偏好之间密切相关。那些认为父母是重男轻女的妇女，她们之中存在男孩偏好的比例是那些认为父母并不重男轻女的妇女的1.5倍，且差异是统计显著的。
当这些女性受教育时，有些人表示父母更不愿意培养女性，有些人表示自己或身边女性有被师友或者招生歧视。而她们的经历带来的影响是，那些从未有这样经历的妇女，她们的男孩偏好比例较低；那些自身没有但身边关系密切的人有这样经历的妇女，她们的男孩偏好的比例居中；而那些自己经历过这些不公平待遇的妇女，她们的男孩偏好比例最高，且显著高于其他两个组。
在就业阶段，妇女受到歧视的情况也非常普遍，无论是在入职、晋升或收入方面。而没有遭遇就业歧视的妇女，她们存在男孩偏好的比例最低，自身经历过就业歧视的妇女，她们存在男孩偏好的比例是最高的。
也就是说，女性经历的性别歧视，可能会增加妇女生育选择男孩偏好的概率。
这与“剩男”的因果关系何其相似。
而这也更加说明了，女性的“剩下”，就像是在出生之初的不被选择一样，并不完全是主动的结果。
后记时代变化很快。
或许选择能够能更好解释“年下男”婚恋现象何以越来越多。当女性更有选择权，她们就会更加倾向于对“好基因”的选择，无论是戏谑的所谓“小奶狗”或“小狼狗”，便是其中印证。
时代变化没有那么快。
如果女性的愈加努力不能很好地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公平对待，她们就只能“剩下”，总是“剩下”。
在时代的变和不变之中，女性在社会择偶的主动与被动之间，或仍然未能找到新的平衡点，因为男性仍未能找到。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