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不单是一个环保问题。它涉及经济发展、科技、能源、法律等多个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气候问题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也成为各国关于局部利益与全球利益、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博弈场。
为何实现温控目标困难重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如何理解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对全球气候治理有何意义？围绕气候变化的一系列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
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如果没有一个关于如何到达目标的方案，那么承诺和目标就几乎没有价值。据您观察，与达成共识相比，把承诺变为具体行动是不是更难，难在哪？
林伯强：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问题，减排目标也是长期目标，不是“一锤子买卖”，所以需要具体落实到每个阶段的行动。如果没有清晰的行动路径，那目标很难达成。
碳减排成本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挑战。贸易全球化通过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使经济利益最大化，各国都从中获得好处；与之不同，应对气候变化更主要的是责任和贡献，各国发展阶段不同，诉求不一，因此在担责意愿和贡献程度上存在分歧。大家的争论焦点也集中在“如何分担缔约国的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如何向欠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等具体落实问题上。
问：如何理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表现如何？
林伯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大量排放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和历史碳排放的主要责任方。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等多重任务，能力和基础有限。考虑到二者不同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和现实能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这是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石。
厘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一直是气候谈判中的争议点。发达国家强调当前和未来影响，主张统一的碳排放政策，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强调环保历史责任，从现实情况看也难以承担与发达国家同样的强制减排义务和绝对量化的减排指标。
资金技术匮乏为发展中国家执行减排目标带来巨大挑战。发达国家没有完全兑现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提供支持的承诺，且消极对待长期资金支持和应对气候损失损害的资金支付机制等，这让一些国家难以抵御气候风险。
问：中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对全球气候治理有何意义？
林伯强：我认为中国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两点。首先，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系统，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大。中国设定“双碳”目标，能源生产结构由煤炭为主向多元化转变，能源消费结构日趋低碳化，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作出了实在贡献，体现了大国责任。第二，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能源安全等需求，客观上能源需求量大，但中国迎难而上，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
问：加快能源转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不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重要的行动？全球能源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林伯强：对各国来说，能源的清洁低碳转型都是紧迫任务，但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推进能源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难度是不同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经济增长诉求更高，而目前清洁能源的发展还不足以满足其需求，因此减排难度和压力更大。
主要挑战是通过能源供给低碳转型来推动消费结构优化，再以更加低碳清洁的消费来倒逼供给侧升级。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需要平衡好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之间的关系。国际能源市场近期波动也提醒我们，必须统筹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兼顾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民生。
问：为了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各国接下来应重点在哪方面加强合作、合力应对？
林伯强：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由于碳排放造成的影响不分排放地点，当一个国家排放标准比较高时，他就会往低标准国家转移，即碳排放转移。因此，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全球合作。
在技术支持、资源配置等方面，全球合作空间很大。多边气候合作和全球化应对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式，而逆全球化、贸易战等都是不利于合作对话的。逆全球化将导致清洁能源资源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因而削弱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