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发展给支付行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未来全球货币的发展方向究竟是什么?
在12月13日上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召开的2020上海金融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给出了他的看法。
周小川表示，如果将来真有一种世界货币，不管是SDR还是SDR的变种，技术的适应能力应该不成问题。如果利用交易瞬间所具有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的能力，可以在支付系统现代化和跨境支付便利化方面做很多工作。
IT技术促进跨境支付便利化
周小川说，过去由于通信设施和计算能力的限制，获取的信息可能有限，处理的内容也不太多。在通讯能力、信息获取的能力，以及数据处理的能力大大提升以后，工作量的分布是可以调整的。这个调整可以在交易的时刻做更多的事情，有可能会使支付更加便利化，特别是跨境支付更加便利化。
他介绍，在交易瞬间可以做的一个事情是处理汇率问题，就是在购买时，将原有账户中某一个币种的货币进行兑换，兑换的量和所要购买的商品或服务正好完全一致。另外，汇率信息可以比以前更方便地获得，避免金融机构在换汇时假优惠汇率待遇的弊端。另一个好控制的是交易场景，商户是有代码的，因此可以比较清楚地判别是否是经常项目的支付，也可以判断汇兑的规则是否合规。从这个角度上说，可以将这种情况视为一种智能合约。
“应该说最简单的智能合约就是条件语句，就是if-then else，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汇兑，什么情况下不可以汇兑完成支付，这样就可以进行控制。可以减少事前、事后许多的工作量，在交易瞬间可以通过当代的IT技术加以完成。这也比较符合亚洲，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周小川说。
周小川指出，这样的好处是，由于单笔交易金额比较小，比较容易看别人是否经常交易，而且很小的交易量也不太可能去做不合规的事情，比如说出去做金融市场投机交易，比以前就更容易判别。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不需要事前兑换，也不需要(用不完)事后再兑换回来，面临的汇率风险就比较小。
他认为，在事前、事后的工作量大幅进行压缩后，在交易瞬间可以有更多的信息获取，以及进行更多数据的处理工作。虽然事后的工作还是有跨币种的交割问题，但这个交割是可轧差后的交割，轧差后数量也比较小，可以由中央银行指定某个商业银行，负责某一个币种的交割和清算，也可以由中央银行直接安排清算的模式。
探讨未来全球货币发展方向
周小川称，去年Libra出台时，瞄准了跨境汇款。跨境汇款虽然也是一种需要，但零售系统等基础建设待完善。
他举例称，如果跨境汇款能够用一揽子货币，或是美元，用Libra技术来加以实现，那么它落地以后，比如说美国打工的，遣回到墨西哥，这个钱能不能在当地零售方面使用，能不能够实现购买。而如果零售系统没有支持的话，那么它还是需要把汇完的款再放回本地，再放回本地时又可能涉及到兑换方面的汇率问题、政策方面的障碍等。
在周小川看来，零售系统、支付系统是更基础的内容，如果零售系统搞好了，同时又暂时避免大家对于美元化的担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汇款问题实际上也就变得更容易解决。汇款问题的有些障碍不在技术方面，而是在于政策体制方面。
周小川进一步指出，如果在汇款的交易时刻就实现兑换的话，那么在这个兑换的过程中汇率问题实际遵从了市场规律，较少涉及到政策方面的障碍。另外，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审查是否是洗钱，是否有恐怖融资，是否涉及毒品、赌博等这类的问题。同时，如果是一个月汇一次款，或者三个月汇一次款，总金额也就不会太大，也容易审查，这个数量可能是相当于经常性，不至于造成资本性或者大金额的欺诈、洗钱这些行为。
他表示，仿照上述零售交易的这种做法，汇款应该不存在太大技术上的问题。当然汇款里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管理问题，也会涉及到汇率的问题。最好来讲，涉及到双方的金融机构还是要安排一定的费用，这个费用能够覆盖风险和操作上的成本，这样使各种新的方案、新的创新都能够有比较客观的成本核算。
未来全球货币的发展方向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也不见得能够看得准。如果将来真有一种世界货币，不管是SDR还是SDR的变种，也许真是大国，比如说美国，将美元全球都适用，既然出现这种情况，照我们刚才这种思路，技术的适应能力应该不成问题，而且很多方案是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可以及时调整以适合未来全球金融格局变化的需要。”他说。
周小川称，如果利用交易瞬间所具有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的能力，可以在支付系统现代化和跨境支付便利化方面做很多工作，而且可以向前承接，也就是和现有的体制、以前所形成的体制具有比较好的衔接性，向后也有相当好的适应性，这种做法就和Libra或者现在Diem所形成的思路有明显的差别，也和Token base数字货币有一定的差别。体现了以账户为基础，双层银行体系服务的长处和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