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毕业论文的查重越来越严，但也有不少人反映，一些合理的引用也被判定为抄袭，而同时，部分抄袭他人观点，将材料改头换面的行为却蒙混过关，甚至出现有针对性的反查重软件。”邱仁宗说，“鉴于此，我们应更加清晰地界定和判定科研不端行为。”
世界卫生组织前副总干事、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终身教授胡庆澧，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前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曹南燕等与会专家认为， 应将科研不端行为定义为“在项目建议、研究审查或报告研究成果时，进行篡改、伪造或剽窃(即FFP)”。
曹南燕解释说，篡改是指编造数据或结果进行保存或报告;伪造是指操控研究材料、设备或过程，改变或遗漏数据或结果，导致该研究与研究记录不能相符;剽窃是指将他人的想法、研究流程、研究结果或文字表述据为己有而未以任何方式承认原作者的贡献。
“这个定义就与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定义(例如美国和欧盟的定义)衔接了起来。科研不端行为是违反科研伦理行为中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行为，具有故意性和蓄意性，败坏了科学的核心价值——诚实。这样的界定可使我们集中精力和时间，将有限的资源聚焦于判定、调查、处理科研不端行为。”邱仁宗认为。
与会专家强调，应严格区分科研不端行为与其他违反科研伦理的行为，以及“无心之过”。
专家们分析，其他不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很多，如在履历中提供虚假信息;在申请资助、递交伦理审查的申请书、评奖时提供的材料中存在虚假信息;不当署名;一稿两投或多投;重复发表等，将这些不属于违反伦理规范的不规范行为也列入科研不端行为，会使调查和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组织不胜其烦，弱化了对FFP的关注。“会议开得不少，但FFP并未有效减少。”邱仁宗说。
与此同时，如何判定科研不端行为一直是实践中的难点。“一些规定没有抓住剽窃的核心观念，即‘将他人的观念、成果、文字表述据为己有’。”邱仁宗分析，有没有标注或引注可以判定是否存在剽窃行为，但要求每段、过多、甚至不必要的引注，就可能模糊了“据为己有”这个核心概念，将剽窃扩大化。
专家认为，同样问题也出现在用查重软件判定剽窃的审查中。“查重软件会出现‘假阴性’和‘假阳性’，论文性质不同，出现的重合度比例也有不同。原创性论文不应出现过高的重合度，但评述性论文的重合度必然会很高。可是，依靠查重软件去认定剽窃行为，使得许多人不愿去写评述性论文。”邱仁宗认为，因此，在查重之后应该由专家教授阅读论文并做出是否构成剽窃的判定。
让邱仁宗担忧的是，如果不加强科学诚信教育，仅仅依靠查重软件来查项目申请和论文，学生就会找软件的空子钻。“查重软件培养不出科学的核心价值——诚实，也许会培养出更多对付查重软件的黑客。”
专家们建议，有关部门应根据维护科学诚信、反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对已有的规定进行评估、修改、补充和完善。
“目前大家关注的最严重和紧迫的问题有：买卖和代写论文(‘论文工厂’)以及‘工头式研究’(即本非该专业的人员通过关系获得资助招募专业人员进行研究，自己作通讯作者)。”曹南燕等专家认为，这些情况牵涉到多种社会因素和执法部门，需要专项处理，这就迫切需要减少行政干预，取消唯SCI论评价，制订合适的学术评估体系，通过政策法律引导，逐步形成学术共同体自律健康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