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双循环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需求
记者：中央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什么背景提出来的?
刘伟：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们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需求。基础表现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
天时方面，中国经济经过多年发展，已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信息化在加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
地利方面，主要表现在中国经济的“大”。从消费来看，我国有14亿人口，每年有上千万新增人口，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群体庞大。从投资来看，我国仍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还是生态环境投资，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都有巨大增长潜力。
人和方面，就是指基本制度优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比较好地结合在一起，逆周期调节能力较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有现实需要。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低迷，在疫情冲击下，全球化进程受阻，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过去我们与发达国家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形成的贸易链产业链面临阻断。因此，要开始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当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并非不要开放。不仅要开放，而且开放还要升级，以“一带一路”作为抓手，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更深入地带动和引领世界经济，而不是被动跟进。
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
记者：如何看待中央提出的“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对于形成新发展格局有什么意义?
刘伟：“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六稳六保”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我国进入新发展格局，面临一系列新问题背景下提出来的。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节点，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GDP总量去年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迈上1万美元台阶，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同时，在迈向现代化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从国内来讲，面临经济增长持续下滑问题。从改革开放到2009年，我国GDP保持年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2010年以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2015年以后GDP增长速度低于7%。从国际上讲，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采取战略性的、全方面的阻碍、干扰甚至是打压，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进一步的困难挑战和不确定性。
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还有一个严峻考验，就是我们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从靠要素投入为主带动经济增长，转向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带动经济增长，从而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其次要通过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而现代化经济体系又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来推动的。当前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就是要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因此，“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是一个孤立的产业和供应方面的技术问题，而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重塑经济发展优势当中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以创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记者：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提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发力?
刘伟：我们讲循环，实际上是指再生产，意味着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要畅通起来。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就是要在更高质量、更有竞争力的基础上，使产业和产业之间，产业内部各个环节之间，能够循环畅通连接起来，并通过市场的力量形成供求之间总量和结构的均衡。从这个角度来说，产业链和供应链在高水平、高竞争力基础上的畅通和循环，是形成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市场基础，没有产业链供应链的循环畅通就没有国内大循环的可能。
那么，怎样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主要还是得靠创新。一方面是技术创新，依靠技术创新进行结构升级，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既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也是摆脱西方国家“卡脖子”、提高国际竞争主动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更好发挥政府顶层设计、统一布局、组织协调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既要夯实基础研究，又要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既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又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另一方面就是制度创新。今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对全面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再布置、再强调。未来要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建设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