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三孩政策放开，与三孩相关的产业链也迅速吸引了市场的注意。资本市场上，婴幼儿奶粉、童装等产业的上市公司备受资本追捧，而随着月子中心的头部企业爱帝宫(00286.HK)三日暴涨近50%，月子中心这一新兴产业引发了广泛关注。
高价甚至天价，几乎是与月子中心绑定在一起的标签。在一二线城市，高端月子中心28天费用超过十万已不再是新鲜事，而顶级月子中心更是一度传出28天费用超百万的新闻，即便是在部分四五线城市，月子中心28天费用也已经超过三万元。
尽管收费高昂，专业的月子中心依然供不应求。以爱帝宫为例，需要提前三个月到半年预约，部分高性价比套餐，预约时间更是超过半年。
据多位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只要是经济发达地区近两年落成、设施齐全的专业月子中心，基本都是预约制，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状态。
高景气度下，投资月子中心成了一门赚钱的生意，在杭州入股投资了两家高端月子中心的余清华表示，综合稳定性和利润率来看，月子中心在其目前所有投资过的长期项目里，处于最高性价比的序列，“即使是2020年疫情的时候，入住率也超过70%，毛利率则超过40%，非疫情的普通年份里，入住率基本维持在96%以上，毛利率更是能突破50%”。
虽然收益高，但开一家月子中心的门槛并不高，在四五线城市乃至县城，月子中心正遍地开花，浩浩荡荡的资本正将月子中心这一产业推向更下沉的市场。三孩政策的落地，会为逐渐沸腾的情绪再加一把火吗?
“坐月子”新观念
“临床医学统计证明，大约10%-15%的孕妇会得产后抑郁症，50%-80%的产妇在生完孩子后一段时间内表现出抑郁的情绪和症状……这段话好，你记下来，放在我们的宣传手册上。”许晨(化名)是绍兴一家月子中心的老板，2014年，计划生二孩的他，带着妻子刘萌(化名)参加了一位台湾妇科专家的讲座，并因此萌生了开一家月子中心的念头。
在生育第一个孩子时，由于家庭护理条件不佳，夫妻二人也没有经验，刘萌在产后出现了多项病症，因此，在2011年“双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尽管长辈一直催促他们要二孩，刘萌也坚持不想再生。
于是，许晨开始带着刘萌到处参加月子中心开办的讲座，听了数个月后，夫妻二人不仅决定生二孩，还打算自己开一个月子中心。“当时全面放开二孩的社会呼声已经很高了，身边有钱的朋友基本都已经生或是筹划生二孩，并且到处物色月子中心，我们详细了解之后，觉得这是一个有很大增长空间的行业。”
许晨解释，刘萌最初坚持不生二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一次生产后没有得到专业的照料，家庭里的老人也在养育观念上与夫妻二人产生了很大冲突，导致刘萌对生育产生了阴影。
自己开了一家月子中心后，许晨发现，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如今社交网络上所谓的“丧偶式育儿”其实在坐月子期间表现最明显，“大部分丈夫无法体会到刚生完孩子的妻子的焦躁和抑郁，实际上，这是生理上的神经内分泌、妊娠反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反应共同作用导致的产后综合症”。
月子中心的出现，降低了与长辈理念不合产生的矛盾，以及护理不专业导致的健康问题出现的可能性。
许晨认为，很多人被新闻里充斥的月子中心高收费误导了，实际上，大部分普通的月子中心，收费水平在三万到六万之间，28天的费用按日折算，每天一千到两千元，月子中心的环境设施都是四星级酒店以上标准，再加上每日六次的月子餐，以及专人产后检查、护理，价格完全处在合理区间。
付出一定量的金钱，换取更适合产妇和新生儿的环境，据许晨在内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月子中心的模式在东南沿海各省市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市场认可，其中，年龄较大、有过生育经验的二胎产妇入住比例最高，观念先进的年轻产妇次之。
不过，许晨也表示，月子中心对大部分家庭来说并不是刚性需求，因此，国内选择月子中心的主要是中产及中产以上家庭，他们也是二孩主力军，有比较强的产后护理意识。
多家券商的母婴行业研报也指出，沿海发达省市、一二线城市产妇对月子中心的接受度达到较高水平，除了爱帝宫、巍阁、宝生等传统月子中心品牌，爱婴室等母婴行业其他领域的品牌也在跨界进入月子中心行业。不过，这个行业的市场教育依然处于早期，日本等成熟市场的月子中心渗透率已经达到70%，但中国只有不到5%，在专业机构坐月子的理念会催生一个数百亿级的新兴市场。
最好赚的钱?
余清华的三个手机，几天来几乎时刻都在通话中。
三孩政策的出台，让月子中心这门生意“看起来变性感了”，整整28天的坐月子周期中，产妇与新生儿的吃喝玩乐都在月子中心这个场景中发生，从消费的角度来说，这拓展出了崭新的边界。“犹太人认为，这世上有两种人的钱最好赚，一种是女人的钱，一种是孩子的钱。在月子中心，你能同时赚到这两笔最好赚的钱。”余清华表示，这段话是2016年，合伙人劝他投资月子中心时说的，而如今，他也把这段话转述给每个咨询他的投资人和机构。
余清华的推崇，并没有说服所有人。一位做了深入调研的个人投资者，与余清华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的核心是，如果月子中心真的这么赚钱，为什么每年仍有近半数的月子中心倒闭?
这位个人投资者走访调查了杭州、苏州、上海、南京、宁波等长三角重点城市的30多家月子中心，拜访了10多位月子中心的投资人、创始人，出乎意料的是，在景气度高企下，每年仍有超过40%的月子中心倒闭，行业里三成月子中心仅仅开了不到一年就关门大吉。
清晖智库数据也显示出了类似的情况：每年大约有50%的月子中心倒闭，月子中心的三年存活率只有20%。
余清华表示，正是由于月子中心行业的高利润率，吸引了大量想赚快钱的资本，“现在有很多月子中心是酒店式或者公寓式的，运营者租下高星酒店、高档公寓，通过简单的再装修，聘请一些专业月嫂来做集中服务，购买一些产后护理仪器，就可以作为月子中心营业，这种模式的成本非常低，前期投入可能只需要300万左右，回报率也不低，入住率好的话，三四个月就能收回本金开始盈利。”
相对于高利润率，月子中心准入门槛低、也无官方规范，包括余清华在内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并没有针对月子中心行业的文件，许多月子中心没有餐饮经营资质却提供月子餐，没有住宿经营资质却提供28天的居住护理，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证却邀请医生护士提供相关诊疗服务，而这些行为都是违规的。
相对于证照齐全、专业化程度高的高端月子中心，这类月子中心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打造一个看似豪华的门面，收取高昂的费用，但产妇和新生儿能够享受的专业服务几乎为零，月嫂、护士等服务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也不高，甚至可能是无证的临时工。因此，这些月子中心很快就会因为品牌效应差、空置率高，进入亏损阶段。
余清华介绍，这类月子中心投资人为了在行业里实现“高周转”，通常采用“打一枪换个地方”的游击战术，不断变更品牌名称，在各地的高星酒店招募临时工，短期实现盈利后迅速寻找下一个市场，因此行业的新开业数量远超倒闭数量。
艾媒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大陆成规模的月子中心数量约为2600家，到了2021年，数量预计会接近5000家，月子中心呈现显著的增长趋势。
三孩“黄金时代”
“对那些奶粉、婴幼儿服装、汽车儿童座椅来说，三孩政策可能是比较‘鸡肋’的，一年新生几十万个孩子，对他们的业绩影响有限，但是对月子中心不一样，这么说吧，愿意生三孩的家庭，起码有40%同时也是会选择月子中心的重要客群。”余清华认为，可以把二孩政策看作月子中心发展的白银时代，三孩政策代表的就是黄金时代。
据介绍，2004年开始，中国大陆的一线城市陆续出现第一批月子中心，在一线城市的核心位置打造月子中心，但由于当时的普遍观念是在家坐月子，大部分月子中心相继倒闭关门。
2011年，双独二孩政策落地，各地又有投资者开设月子中心，此时，部分像许晨、刘萌一样在一孩养育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的夫妻，逐步接受月子中心的理念，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落地，更多有过养育经验的夫妻筹划二孩，对月子中心的需求量迅速增加，正式拉开了月子中心飞速扩展的序幕。
艾媒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大陆的月子中心数量约为550家，到2015年增长近一倍至约1050家，2018年再度增长近四倍至约4050家。
与余清华类似，多位业内人士都对三孩政策的行业影响持积极乐观态度。按照携程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计算，三孩政策可能带来一年一百万的新生儿。
以此数据和40%入住月子中心的比例计算，5000家月子中心将迎来40万的新增需求，平均每月每家增加约6.6个新增需求，而一般大型的月子中心月子房数量在40个左右，中小型的月子中心月子房数量则只有不到20个，新增三孩需求就能占据月子中心15%-35%的供应。
行业更期待的是国内三孩政策的后续配套措施。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在大力鼓励生育后，日本政府对产妇发放每人约合人民币2.5万元的补贴，并将月子中心与医院、医保体系打通，产妇从产检到生产再到入住月子中心，全程只需要自费约合不到5000元人民币，月子中心的消费完全平民化，渗透率达到了70%。
“如果让产妇的消费门槛降低，现在这些混乱的、不专业的小型月子中心就会消失，只有专业程度高，受到大医院、政府认可的大型月子中心会留下来，行业的集中度、专业度、规范化都会有一个新面貌。”余清华表示，在可见的最少10年时间里，月子中心将进入专业化、机构化高度发展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