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一个新的副部级机构首次亮相——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据国家人社部网站的信息，国务院任命王贺胜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常继乐、沈洪兵、孙阳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对公共卫生改革的讨论延伸出两个方向：一个是将疫情防控早期问题归咎于过度行政化，主张将疾控机构转型为独立的公共组织，而非行政部门;另一个是将疫情防控早期问题归咎于行政权不足，主张将中国疾控中心(CCDC)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合二为一，成为一个高等级中央政府部门。
笔者获悉，新成立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以下简称国家疾控局)从正司级升格为副部级的国家局，整合了国家卫健委原有的应急办、疾控局等职能;省、市、县三级政府预计也将对应成立独立的疾控局。笔者认为，当下，新冠疫情仍在全球大流行，新冠病毒仍存在一定变异风险，国家疾控局独立而强大的行政权，有助于统一全国性疫情大数据治理规则，有助于自下而上健全基层监测哨点、疫情直报系统，有助于自上而下落实中央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而不至于在某些地区、某些部门遭遇堵点。
2002年，中国将计划经济时代的防疫站，拆分组建为疾控预防控制局和卫生监督局，更强调市场经济格局下的专业性。历经本轮疫情洗礼，国家疾控局独立而强大的行政权，不应当出现“再行政化”，更不应当让行政权凌驾于专业能力之上。国务院人事任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专业化的重视：一是国家疾控局首任局长王贺胜有着在国家卫计委/卫健委分管医疗改革(体制改革司)、医疗管理(医政医管局)的专业履历，并在新冠疫情阻击战中临危受命湖北省委常委、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有着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二是国家疾控局三位副局长中，有分子流行病学家、南京医科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洪兵。
尽管本轮公共卫生机构改革可能在短期内增加行政成本，但这是各级疾控主管部门自新自强的必由之路。客观而言，我国医疗管理、医疗改革容易陷入“重医轻防”(重医疗轻预防)“重大轻小”(对大小医疗卫生机构不一视同仁)“重物轻人”(重视盖楼买设备，轻视人才队伍建设)等困境。笔者以为，本轮机构改革意味着，既不能让“医”荒唐地吞掉“防”，即前几年部分经济下滑地区将服务于公共卫生的疾控中心(CDC)并入服务于医疗流程的医院传染病科;也不能让“医”短视地挤压“防”，比如：地方政府在新冠疫情之后将大量公共卫生应急资金用于新建医院、新增院区、扩增病床，却同时拖欠、扣发疾控人员的防疫津贴，对慢病防控、学校卫生、精神卫生(心理健康)等非疫情的疾控工作长期重视不足。
新冠疫情以来，疫情防控方针中的“医防融合”开始表述为“医防协同”，或许为本轮机构改革埋下伏笔。但笔者强烈建议，各级政府不应当将“融合”与“协同”对立起来。一方面，管理需要协同，国家疾控局应当与国家卫健委成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同盟军”，无论改为哪种治理架构，疾控能力建设只能强化而不能弱化。
另一方面，业务需要融合，国家疾控局需要与国家卫健委主管的多项工作深度融合，特别是与“健康把关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首诊在基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全民共建共享”(爱国卫生运动、健康中国行动)等工作无缝嵌合，不能出现多头监管、重复建设、标准打架的局面;也不能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各类企业同时应付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两个“婆婆”。
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国家疾控局宣告成立，意味着疾控管理的权力结构开始深层次重塑，“政府之手”重拳出击。但“超级疾控局”能否将体制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还有待“社会之手”、“市场之手”的更多发力，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