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出身的潘国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1978年带着妻子儿女转业到了四川省攀枝花市一个齿轮带钢厂。此后的10年间，潘国庆一家六口人挤在工厂分配的筒子楼里。
“房子只有20多平方米，没有厨房和卫生间，做饭只能去屋外的走廊，每天中午回家，总能听到几家人在过道里炒菜的叮咣声，呛人的油烟也老是熏得人睁不开眼。”在视频采访中，潘国庆告诉中新社记者，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搬去个能做饭、有卫生间的房子，让妻子女儿晚上不用摸黑出去上公共厕所。
“那时中国实行福利分房制度，想要有房住，须得论资排辈，讲工龄看人口。”潘国庆回忆说，许多年轻人只能分到一个单人宿舍，“两张单人床一拼就结婚了”，不少家庭在这样的单人间一住就是很多年。
在上海市静安区长大的“60后”徐莉欣在电话采访中回忆起儿时的“家”：在狭窄逼仄的里弄，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清晨倒粪工“收马桶”的吆喝声。因为里弄没有卫生间，当地居民大都使用手提马桶，这一情形衍生出每天骑着三轮车，挨家挨户收马桶、清洗之后再送回给住户的倒粪工这一工种。
居住条件普遍改善的转折点发生在1998年。
随着中国土地和住房制度两项改革的推进，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宣告终结，市场化的“商品房”开始大量涌现，并逐渐开启未来20年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房子可以花钱买了，房型可以选了。拔地而起的一栋栋高楼和盘活的土地资源不仅带来地方财政的充裕，也带动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
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认为，“房改”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最成功的改革之一。“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房地产今天的蓬勃发展，不会有老百姓住房的改善，不会有对中国经济的极大拉动。”
变化也藏在数字之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邓郁松指出，“十二五”(2011年-2015年)中后期，中国城镇户均住房已超过1.0套，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从1998年的18.66平方米，增加到2016年的36.6平方米。中国告别住房绝对短缺时代。
徐莉欣一家在经历了单位宿舍、租房、“房改房”之后，也购买了自住的商品房。“搬了好多次家，房子越搬越好了，小区服务也越来越完善。”
今年80岁的潘国庆也在两年前住进了公房拆迁后安置的商品楼新居。100多平方米的屋子各种设备齐全，腿脚不便的老人可以乘电梯上下，生活便利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潘国庆说，这样的房子大大超出了他当年的想象。
如今，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解决了总量不足的问题之后，房地产市场矛盾开始向结构性、区域性方面转移。大城市房价上涨过快、房价收入比过高、老旧小区住房品质较低等问题给“80后”北漂蔡海峰的安家梦添了不少压力。集全家之力凑足首付，蔡海峰去年在北京买了一套50平方米的小房子安家结婚，不过，他为此背负每个月工资收入三分之二左右的房贷，而为孩子换房上学等问题依然有待解决。
面对房地产市场的新问题，中国官方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2018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强调，“坚决遏制房价上涨”。业内专家指出，随着一系列长期性和基础性制度的真正落地，中国此次住房制度改革的效应和影响将不亚于启动中国房地产市场“黄金十年”的1998年“房改”。包括土地、财税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的建设，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市场从制度层面将真正走向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