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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柳元在演出中。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东西方戏剧的两座高峰。他们是同时代的人，都在1616年离开人世。2016年，中英两国隆重举办了纪念这两位世界文学巨匠的文化交流系列活动。他们跨越时空的“牵手”，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宝贵例证。
这也给予我极大的创作启迪。他们的“相遇”，不是巧合，而是文明深处的一个暗号——仿佛他们“约”好了，要把东西方戏剧的火把同时点亮，然后同时放手，留给后人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
他们的“牵手”，在我眼中，不啻为一座用“情”与“梦”搭起来的桥。桥的这一头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那一头是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暴风雨》；桥上走过的是四百多年来所有的演员、导演、观众，是所有在戏里哭过笑过的人。而我，一个中国演员，一个艺术的研习者与实践者，也在这座桥上，走了很远的路。
我曾反复读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中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背了无数遍。中国人讲“情”，讲的是超越生死的力量，是“理”之外那片不可驯服的荒原。而莎士比亚呢？他在《仲夏夜之梦》里写爱情，写一滴魔汁就能让人颠倒痴迷，写仙后爱上驴头凡人。表面是喜剧，骨子里却是对“非理性”的深深敬畏。两位大师，一个用东方的诗意，一个用西方的狂欢，探索的是同一个命题：人心深处，总有一些东西，是逻辑与秩序无法抵达的。
所以，当国家大剧院邀请我出演户外版话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仙后泰坦妮娅时，我没有片刻犹豫。我知道，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演外国戏”，而是一次东西方戏剧灵魂的对话。站在天津海河边的暮色里，夜风拂过裙裾，我念着泰坦妮娅醒来后的第一句台词。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离我并不远。她中了魔汁，身不由己；我义无反顾，深情投入。这或许就是汤显祖笔下“情不知所起”的另一种写法。四百多年前，杜丽娘在梦里遇见了柳梦梅；四百多年后，我饰演的泰坦妮娅在魔汁制造的梦里拥抱了一个套着驴头的凡人——梦与醒、迷与觉，在东西方的舞台上，被同样的火焰照亮。
我曾演绎了很多被“情”与“义”点燃的角色。渣滓洞的暗夜里，江姐写下“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菜淡饭足矣”；龚全珍把一生埋在乡村小学的粉笔灰里；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里，曾雪飞在育婴堂教书，暗地里为前线输送给养……这些角色“活”在历史里，“活”在故事里，“活”在人心中。而这一次，我出演的泰坦妮娅与以往的角色不同，她被命运的魔汁扼住灵魂，这给予我极大的挑战。
这让我想起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一个很深的学理交汇点：关于“梦”的哲学。汤显祖一生写“四梦”，《牡丹亭》是“情梦”，《南柯记》是“官梦”，《邯郸记》是“功名梦”，《紫钗记》是“侠梦”。他借梦写人生，借梦写欲望，借梦写那个被礼教压抑的“真我”。而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同样用森林、魔汁和梦境，撕开了理性世界的裂缝，让非理性的、荒诞的、本能的欲望喷涌而出。两位大师，一中一西，却几乎用了同一种隐喻。梦，是通往真实最短的路。
中国戏曲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写实”。一桌二椅，三两步走遍天下，五六人百万雄兵。虚拟、写意、程式，都是为了让观众进入一种“梦境”。在这个梦里，你相信一个转身就是千里江山，一支桨就是惊涛骇浪。而莎士比亚的剧场，同样不追求逼真的幻觉。他的舞台空旷，台词如瀑布倾泻，角色的独白直接对观众剖开胸膛。这也是一种“写意”，一种西方人的写意。东西方戏剧，其实是两条不同的河流，可它们最终汇入了同一片海。
一个演员，必须要有丰富而多元的经历和历练，才能成长。只有对于角色、人性、信念的深刻理解，才能无往而不胜。江姐教会我承担，龚全珍教我坚韧，曾雪飞教会我从沉默中听见更深的轰鸣。这一次，泰坦妮娅这个角色则要求我体会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交融，释放更大更多的活力。
我常想，1616年那个年份，如果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真的有过某种冥冥中的对视，他们会说什么？也许什么也不会说。他们只是各自在临终前，最后望了一眼人间的戏台。戏台上，有人在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有人在念“To be or not to be”。唱的人和念的人，听不懂彼此的语言，可台下的观众，都在流泪。这，就是戏剧的力量。不需要翻译，不需要注解，一群人用生命演绎出来的悲欢，另一群人全都能懂。
交流，不只是握手和会谈，也可以是一个中国演员在伦敦演《牡丹亭》，一个英国演员在北京演《哈姆雷特》；是一个中国女人在天津的海河边成为泰坦妮娅，是一个英国观众在她的眼泪里看见了杜丽娘。
因此，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做好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使者，我愿意更加从容地走在这座文明交流互鉴的长桥上。从渣滓洞的铁窗到暮色的海河；从莎士比亚的花园到汤显祖的牡丹亭。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一个角色。我努力积蓄力量，期待每多走一步，东西方的风，就在我身上多交汇一次。
风的声音，就是戏剧的声音。
（作者系一级演员）
